政府缩减的根源：在国家减少干预后会发生什么?

阿根廷米莱政府正在进行的国家机构缩减提出了什么挑战？可以预料政治和社会领域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任何政府的主要挑战在于协调三个核心而持久的国家议程：民主治理、可持续经济发展和收入财富的公平分配。这三个议题之间存在着不稳定的平衡和持续的紧张关系。

更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好的分配可能性、更高的社会福祉和更有利的治理条件。相反，在停滞、通货膨胀、失业、贫困、社会抗议和无政府状态等情况下，会产生负面的“多米诺效应”。目前的阿根廷政府获得了近半公民的支持，并相信其能够扭转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恶性循环。根据米莱总统的诊断，为了打破这个循环，需要“锯掉”国家机构，释放市场力量。通过减轻国家对生产活动的负担和压力，让市场“隐形之手”的自发动力，将扭转发展、公平和治理之间的关系。

因此，米莱的言论是：国家不再是“恩人”，而是被谴责为“犯罪组织”，国家成为阻碍而不是解决阿根廷一再遭受的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如果取消其在市场中的干预机构、私有化国有企业、减少税收“偷窃”，缩减其组织结构并裁减充斥其中的庞大工作人员，阿根廷的所有祸害主要原因将消失，“35年后阿根廷将成为德国”。

其他公式的失败

米莱的支持者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对过去尝试过的其他方案的失败感到沮丧。梅内姆政府被肯定为值得效仿的模式，许多其成员突然重新出现在公众舞台上，采取的初始措施标志着国家机构的拆解开始。部门的数量减少到八个，一些公共机构开始关闭，进行了一些解除管制的措施，并宣布解雇了70000名公务员（后来降至15000名）。

另一方面，对各种政府计划和特殊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审计，这些审计揭露了隐藏的腐败。正如不同的调查所反映的那样，这些行动等帮助维持了公民对政府的支持。但是，为了回答本文开头的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它对未来国家组织和运作的影响，以及对扭转经济落后、贫困和无政府状态的影响。

毫无疑问，一个庞大而低效的国家，特别是无效率的国家，无法重新启动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一点上，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一个国家不仅限于国家辖区，也就是中央、分散和分散的行政机构，国有企业和其他从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实体。国家还包括其他权力机关，以及省级和地方政府的政府机构，其规模远远超过国家政府。

如果只考虑公共就业，那么在阿根廷的国家、省和市的所有员工总数超过300万人，而某些估计则更接近400万人。

国家行政机构的人员编制，包括企业和国家的其他实体，约为330000人。如果加上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大学、国家外交服务、联邦监狱局和非民事军队和安全力量的人员，总人数可能约为80万人，由财政负责其开支。这个数字占各级政府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为了使电锯也能触及到地方政府，总统削减或取消了对各省的转移支付，试图让这些省份效仿国家政府的调整政策。

毫无疑问，在阿根廷的整个领土上，公共就业既是缺乏就业机会的缓解措施，也是支持政府的政治附属机制。在23个阿根廷省份中，有13个省的公共就业人数超过了私营就业人数。例如，在福摩萨省，70%的有社保缴费的雇员在省或市政府工作。在圣克鲁斯和拉里奥哈，公共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20%至18%。

但是，国家的规模不仅仅限于人员编制的成本，这只是预算的一小部分。公共开支的真正负担主要来自补贴、转移（尤其是养老金）和债务服务。因此，政府决定消除或减少这些项目的重要性，以及薪资成本，除了使用电锯外，还使用了另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同样喧嚣的工具：搅拌机。

总之，一切都指向了重现阿根廷在梅内姆政府期间已经经历过的经验。一种政治取向，虽然收缩了国家机构，但最终导致了阿根廷遭受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隐形之手

有一种反思还没有完成，那就是“狗死了，就不会咬人了”；如果国家被削弱，市场的隐形之手，在上天的帮助下，会在一个半世纪内把阿根廷带到梦寐以求的千年中，将阿根廷整合到第一世界？

这是否是德国或美国所尝试过的，或者是那些令世界惊叹的几个亚洲国家，几十年前他们的经济腾飞令人印象深刻。毫无疑问，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发展中的国家和其工业化政策以及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政策是其迅速加入发达世界领导国家核心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这些都是遵循“扎根于自主性”原则的国家，即由彼得·埃文斯所提倡的，即能够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刺激而不干涉经济利益的国家“催化剂”。在当代资本主义经验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国家的援助和干预使其经济腾飞。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经理迈克尔·坎德苏斯所说，“如果完全放弃市场由其机制控制的话，弱势群体就有被践踏的风险”。

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自由而无拘无束的市场经常会发现非常有利可图但无生产力的活动，因此结合个人利益的追求使利润最大化，但并不总是导致产品的最大化。正如亚当·斯密的“隐形之手”经常变成“扒手的手”，在他的话中是“一只海盗的钩子”。